首页 日报 晚报 金融 评论 文苑 交通 摄影 校园 小记者 看乡村 专版 市场
阳泉新闻网 >> 论坛
乡村治理的“化学反应”——论七亘治理的实践与价值(上)
□李海民
发布日期:2020-08-30 07:46
来源:阳泉日报
分享到:

  核心提示

  作者在本版刊发的章节里,论述了乡村治理“化学反应”发生的基本条件以及七亘村治理实践的基本做法。这是本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于近期刊发,敬请关注。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炊烟袅袅,暮色苍茫,这是一些人难以抹去的乡村记忆。而融入这难忘乡愁的,还有千百年来近乎不变的秩序与礼俗、风土与习惯以及超然物外的乡土伦理,这也是维持乡村社会运转的“润滑剂”。

  在低速变迁的乡土社会面临流动性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呈现出快速变化的时候,乡村治理也必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持续尝试着努力,“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巩固和加强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村民自治的施行极大释放了乡村的活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准备,为经济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国家政权的下行与群众自治的衔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是“有效”,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意愿的有效有机融合。其不仅仅是两方面因素的简单加和,而是两方面因素甚至多方面因素的聚合与融合,从而产生出诸如化学反应那样的结果,真正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诸因素产生“化学反应”的主要因素是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乡村社会组织的努力以及乡村居民的意志,其作用的环境就是乡村社会、乡风民俗、村规民约等制度条件,其催化剂是上级政府的领导与指导,其发生反应的基础就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等农村改革的推进实施及见效,其反应的结果就是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治理是多元因素共同参与的管理,是多重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从参与主体方面讲,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村委会具体实施村民自治的条件下,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是乡村善治的必然主体。此外,作为村级主要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以及一些经济组织也是参与乡村善治的主体,而村民自治的实现最终靠的是农民自己,所以乡村治理必然要有村民参与其中。从治理的内容方面观察,乡村治理则包括制度建设、公共权力的规范、村级公共事业如基础设施建设、村民行为规范、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环境卫生整治等等。从外在表现观察,乡村治理既是村级公共权力与村民意志的良性有效互动,也是村民之间的秩序化互动而形成的良好局面,最终体现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高度概括上。乡村治理的客体则内容丰富,既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是道德水平的提升;在乡村治理的工具选择上则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以徳治村、依法治村等融合一体的治理。

  乡村治理的经济社会基础

  任何一个组织的治理都不是仅凭公共权力的行使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因为公共权力的见效还要依赖于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乡村治理也是这样的。如果村级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仅仅借助于运用公共权力来实施治理的话,就永远不会取得治理实效。而一些乡村失败的治理事实也证明大多数这样的治理往往是徒劳的。一旦村干部的行为脱离了村民的日用所需而游离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之外,村级公共权力的落地就十分困难,久而久之,权力应该具有的支配力量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像拳打棉花一样收效甚微。

  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促进了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快速流动加快了城乡的互动,既给农村社会送去了新的理念、产业发展及社会方式的变化,也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开始急剧转型。

  一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发展程度。城镇带动型乡村、传统产业支撑型乡村、产业萌生型乡村、产业空心型乡村、开发区带动型乡村等逐渐呈现出明显差异化的特点,乡村居民的生活也因此而面临不同的格局。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特色是,由于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增长,也带动了村级公共事业发展,乡村治理总体上有力有效。而产业落后甚至空心化的乡村,不仅村级公共事业落后而且新生代力量缺乏,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目前,非均衡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离心化更加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类乡村如何实现治理有效亟需引起关注。

  二是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还有农村社会的变迁及互动方式的变化。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理念虽然并未远去,但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已然发生变化。乡土社会传统的权威也在转变,长老、乡贤在发挥影响力的同时,经济能手、知识青年等的影响力逐渐形成并上升,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气象;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构筑的家族网络正在被血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关系网络、地缘关系构成的邻里关系网络、业缘关系构成的职业关系网络、趣缘关系构成的趣缘关系网络融合一体的新型关系网络所代替,这也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网络部分解体部分加强;流动性的加速直接促使了村民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流动并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导致了偏远地区及产业空心化乡村进一步的人口空心化及居住分散化,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村民长时间在外工作及活动,使得一系列的治理手段缺乏合法性的程序支持,而人口的流出又造成了发展村级公共事业的困境。

  三是作为具有相对稳定的乡风民俗在保持其一定的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过事、庙会、春节等传统民俗已经具有了在现代化条件下应有的变化,其表现形式、具体内涵、丰富内容及结构特质都有了差异性的变化。比如,庙会的祭拜、祈雨等功能已经弱化甚至缺失,其贸易功能、社会互动及文化活动的功能在逐渐强化。与此同时,过事过节等民俗也在变迁发展,其特点是经济功能的日渐增强,这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导向具有同向性。其对乡村治理的借鉴意义是,公共权力应较多关注村民的利益需求并避免侵害剥夺村民的切身利益,前者会增强村民的支持性政治参与,而后者会导致村民抗争性和抵制性的政治参与。

  四是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量和权威出现了一些因素稳定性强化而一些其他的影响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党的领导在从思想、组织、作风、能力等方面全面加强,其对乡村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村委会的具体执行而得到强化,一方面是通过其自身的组织力量达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基本政治原则,更是推动村民自治的制度力量,任何脱离、否定、排斥党的领导的行为都会导致村民自治一事无成。近年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催生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其作为新生的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前者是经济执行组织,后者是村务执行组织,前者由于掌控了经济资源而会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而农业合作社也有同样的趋势。在个人的影响力方面,村干部作为体制化的乡村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国家政权制度化建设的逐渐完善以及村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村干部的影响力存在或然性,这取决于村干部对村民利益的关注及维护。在农村,有影响力的长者也许正在被新生的影响力量弱化或取代,而他们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现实表现,特别是与基层政权的融合程度。

  乡村治理的工具选择

  面对多变的形势,治理者唯有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方能在变局中寻找新机,开拓新局。具体到乡村治理,就是要在制度规范、工具创新、农村改革、监督强化等方面持续用力,既关注村级政权进入的门槛约束,以使得国家政权与村民意志实现更大程度的融合,从而不断推进基层民主进程,也要重视村级微权力的日常运用,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方面入手,使得村级微权力的行使形成管理闭环,把村级微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是要注重村级制度建设,因为制度的创新、设立将改变人的行为,并潜移默化于人的认知和观念结构中,导致观念文化的变迁。为此,既要通过在地化的办法将《村组法》等“国家法”具体化为乡村治理的微动作,也要梳理村民自治章程、村民公约等“民间法”的规范制定及执行,要注重其刚性约束作用的发挥,而不仅仅是“老好人”式的纸上规章。

  二是要注重村级微权力的规范及约束。积极探索村级微权力的清单化管理,从权力执行的决策层面,梳理村党支部、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的具体权力事项。同时要拟订权力执行的具体流程,明确各个主体在每个环节的职责和作用,既厘清了党支部和村委会长期以来的职责边界模糊的争论,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党的领导明确到权力执行的具体环节中。这其中,“四议两公开”是得到基层实践证明的有效程序,但结合村级事务的繁杂程度,还可以进行一些特色化的地方创新。当然,加强对村级微权力运行的监督是必然的,村监委会以及村级监察联络员的作用及具体履职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客观化,而上级的监督既可以为社会监督及群众监督提供保证,也是对微权力规范运行的震慑。

  三是乡村社会的表现及现实千差万别决定了治理者要善于运用和把握多种治理工具,但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和礼俗的隐形规范,注重将村民自治与依法治村、以徳治村统一到党的领导下。村民自治的本质要求法治要贯穿乡村治理的始终,而将村民内心认可度极高的礼俗与现今的现代化的趋势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出崭新的治理工具。

  七亘治理的多阶呈现

  乡村治理是一个地域性政治生态系统,其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差异不可避免,实践的丰富性和理论的迟滞性决定了这样的关系。而理论的成果往往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实践要进行再认识的原因。七亘村的治理是上级政府、村党组织以及村委会和村民之间逐渐实现良性秩序和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村级公共事业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壮大以及村民幸福感的增加。其治理进程呈现出的是进阶式的图景,其既有各个阶段不同的特征,也有融合一体的治理特色。

  七亘村治理的逻辑起点是七亘村的社会及其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研究七亘社会是研究七亘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治理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结局。假如研究仅仅是停留在对支村“两委”、村民自治这样静态观察的层面,而不去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风俗变迁、经济发展以及群众的现实需求等情况,又怎么能全面地说明七亘治理的总体情况呢?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方面和因素而只能就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入手来考察七亘治理的事实,但笔者依然认为当地的风土人情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对七亘的治理产生影响是研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在对乡村治理的理解上,七亘村注重的是积极治理和消极治理的结合,突出的是县乡干部以及村干部的积极作为而实现的农村治理有效,并非村干部被动的机械式的完成工作任务。这也是过去的七亘村村干部的态度以及导致“后进”的成因之一。现今,七亘村村干部的治理效果是体现在主动回应村民的公共及个体的诉求,而非被动式地应付上级政府的要求。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董新河和董桃红带领支村“两委”一班人积极主动处理丰富的群众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不断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为主动完成上级政府工作任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只有将群众的日常冷暖等民间性需求同上级政府的工作安排式的制度需求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治理的有效。个体的需求是无限的,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如果将这一领域的需求置之不理而仅限于完成上级的工作任务和指标,这样的治理显然是效力受限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治理。这体现的是公权力在向下渗透到群众的过程中是需要群众助力的,这种助力就是在关注其需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强化的。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良好的花园之中,既有参天的大树,也有如茵的绿草。若是一个良好的治理生态体系,就应该既关注上级的制度上的需求,也注重无限的个体多样化的需求。因此,七亘村的治理体系就是一个村干部主动作为的过程,也是村级公共权威以及乡村民间权威与群众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其特点就是逐渐形成机制和制度以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为,从而实现精神面貌的治理。

  在乡村治理的方式上,七亘村突出了民间治理和公权力治理的结合,在积极动员乡贤人物参与纠纷调解等事务的同时,也加强了村级制度建设,在环境卫生整治、民间纠纷调解、村干部权力规范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机制,从而逐步实现了制度化的治理。

  在乡村治理的目标上,突出了系统治理的特点,即治理的目标包括初阶目标、中阶目标,还有高阶目标。治理目标的达成是体系化的、分层次的、进阶式的。在初阶阶段,体现的是传统权威如有影响力的长者等农村权威的治理,这些人物目前在七亘村还在发挥着影响力;在中阶阶段体现的是村干部的治理,按部就班式地完成上级部署的工作任务,体现的是公权力运行的过程,但其是否取得实效存在或然性,其具体实效的达到还有赖于民间性需求的满足程度;在高阶阶段,体现的是精神面貌的治理和机制的形成,其本质上是文化治理和制度治理,体现的是民间风俗习惯的逐渐养成,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这实际上是成风化俗的过程。

  七亘治理也突出了制度性的需求与民间性的需求相结合。制度性需求来自于上级政府,是实现国家统治和巩固政权的刚性需求,也是村级治理者必然性的工作任务。而加强党的领导、服务群众、发展经济是这些必然任务中的重点。然而,这些任务的完成需与村民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七亘村的治理者将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了日常治理当中,先后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田间路难题、村容村貌差、村级公共事业滞后等群体性需求,也积极回应村民个性化的需求,及时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回应村民对于村务不公开的诉求,从而将执政的规定动作与民意的多样化需求结合起来,取得一些乡村治理的实效。

  总之,七亘治理是逐渐从传统的治理向现代治理迈进的过程,是从单一主体治理向多主体治理发展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德治以及文化治理的过程。

  (作者为平定县委副书记)

编辑:□李海民
主管:阳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办:阳泉日报社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14120190003
晋公网安备14030302000113 晋ICP备07004459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晋)字第060号
地址:山西省阳泉市桃北中路87号 电话:0353-6658025 邮编:045000
举报电话:0353-2297677 投诉邮箱:1481219960@qq.com
阳泉新闻网版权所有 建议使用分辩率1024*768
阳泉新闻网新浪微博 阳泉新闻网人民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