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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化学反应”——论七亘治理的实践与价值(下)
发布日期:2020-09-06 07:32
来源:阳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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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章节,笔者论述了乡村治理“化学反应”发生的基本条件以及七亘村治理实践的基本做法。然而,人们更多关注以下一些问题:七亘村治理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与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如何衔接并融合一体?其未来图景怎样呈现?为此,很有必要对七亘治理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具体探讨。

  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

  从上层建筑方面观察,党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其基本的遵循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在全国各地基层治理开展实践创新、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全国的治理理论和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农业部等也适时开展了乡村治理创新的试点,要求在县、乡、村三个不同层面从八个方面开展试点和探索,以全面总结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经验。2019年6月,胡春华出席了在象山县召开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完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持续推进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着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要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加强正面典型激励引导,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形式。这使得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索的路径与方向进一步明晰,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架构基本形成。而《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制度密集出台,也逐步夯实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

  乡村治理的多层面探索

  在基层的踊跃探索与顶层设计紧紧推进的作用下,我国基层乡村治理的实践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今,邓州农村创新提出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已被《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确定为乡村重大决策事项的基本程序,宁海小微权力三十六条则以权力清单、流程规范、公示公开等在农村干部用权规范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以创新勇气尝试新举措,因地制宜谋善治,探索出多种治理新路径,走出了乡村治理的多样化实践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多时的乡村凋敝困局。《半月谈》杂志社在深入调研各地生动实践成果、汲取众多专家智慧的基础上,特别提炼出当前乡村治理探索成效显著的十三种模式。宁海小微权力三十六条又创新性地采用清单式的办法,聚焦于村级权力运行进行了规范。阳泉市借鉴宁海经验,提出了“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治理新体系建设,其背景意义、模式与2019年的一号文件高度契合。七亘村按照阳泉市委、平定县委的安排,全面开展了村级治理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治理诸要素的“化学反应”,逐渐实现了从过去的“后进村”到现今的“后劲村”的嬗变,成为村级治理中的一个亮点。

  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工作者,切身感受着农村所发生的一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正在迎来史上更大范围、更广深度的变革。这些变革的方向和目标已经在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和正在依次展开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现实。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员也使得富有创新活力的农村在探索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更加活跃。

  为此,笔者对七亘村治理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借鉴以及教训进行了归纳汇总,以期对农村治理的探索提供一些实证资料。

  七亘村的治理实践仅仅是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浪花一朵,其发端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肇始之时,在推进村级民主建设、加强基层党建、创新基层参与、规范和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级事业发展。七亘村的集体经济、公益事业及红色旅游等事业迅速壮大,带动和影响了乡风民俗的好转,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当然,七亘村的治理成效是在阳泉市委、平定县委以及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

  同时,七亘村的乡村治理仅仅是起步初期,还存在着村庄空心化、政策成本增加、资金不足、综合效益偏低、集体经济薄弱等难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破解。而治理工具创新的成效也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治理是多元主体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综合参与过程,不仅仅是主观意愿的表达,还需要付诸客观的实际行动,其“既不是规则体系,也不是行动,而是过程”。为此,乡村治理体现更多的是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可知,七亘村开展的乡村治理实践至今依然是进行时,仍然还处于追求乡村善治的过程之中,目前还远未实现治理有效,我们期待着七亘村有更多的出彩。

  乡村治理的未来图景:七亘“三问”

  张海荣知晓七亘村的治理实践之后,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七亘治理是否走上了必然之路、科学之路和蝶变之路。张海荣肯定了七亘村在乡村治理方面的有益探索,从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土地问题入手,分析了乡村治理的“分合之道”,指出了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我把他的问题叫作七亘“三问”。

  必然之路应该是客观规律之路,必定使然之路,即七亘治理是不是符合乡村治理的客观内在规律。俞可平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努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非结果。因此,乡村治理的内涵应该是乡村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村民以及其他的各类主体共同努力以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自2014年以来,七亘村从抓党建入手,支村“两委”持续推进七亘社会的良性有效互动,逐渐重构了七亘的公共秩序,再造了党组织、村委会及村干部的角色定位,使得村民、党员、村干部的角色定位逐渐回归理性,有效的社会互动成功再现。这是“二董”准确把握主要矛盾问题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他们把握了党在乡村执政规律的使然。“二董”任职之初,面对尖锐的干群矛盾、落后的村级事业、散沙般的村干部队伍,紧紧抓住了党员队伍和村干部队伍这两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从这个少数人的变化来逐渐改变村民的认知。当明确了发展思路后,村干部垫钱开展工程建设,影响和强化了村民的认知,重塑了村干部的形象和角色定位。一旦群众认可了干部,开展工作就变得异常顺利。因此,七亘的事业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目前而言,七亘治理有其必然性,但也未必一定是客观规律的,笔者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其实际成效的实现,比如集体经济是否发展以及其发展程度,村民的幸福感是否有所提升,与这些相关的数据是否支撑这个必然化的结论。

  科学之路就是模式化、可复制、可再现的规律之路。考察七亘治理的实践过程,可以发现是为民意识、创业意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自我革命意识的落地和落实的过程。如果没有强烈的为民情怀,“二董”断然不可能丢弃丰厚的收入而回村任职,其心系百姓的一举一动可以从发展事业的方方面面略见一斑,而群众的衷心支持确是实实在在的明证。村民对于“二董”一班人的辛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都明白在一穷二白的七亘村干点事情并不容易。要不是他们舍弃小我、一心在民,七亘怎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当然了,七亘创业更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想想当初村民的义务投工、自愿捐赠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二董”总会热泪盈眶、唏嘘不已。虽然他们舍弃产业回村任职做出了一些自我牺牲,但群众对他们的期待与认可也促使他们要担当干事。这又是一个互相激励的过程。笔者曾经分析过,七亘治理是进阶式的治理方式,“二董”一班人不是简单地对接乡政府的任务,而是与群众的需求相结合,既完成行政任务,也注重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对村民诉求的回应。难能可贵的是,“二董”在自我革命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自我限权。因为在农村广受诟病的是村干部微权力的滥用,由此也引发了对限制村干部微权力的讨论。“二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采用“权力清单和用权流程”的方式,制定了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尝试了村级微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目前虽然小有成效,呈现出“干部规矩用权,村民明白办事,长者公道正派,大家文明和谐”的局面,但其持久化或规范化的形成应该还有一段路程。

  蝶变之路应该是创新提升之路。七亘治理实践的高阶图景应该是自发治理和文化治理的融合,也是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之治。乡土社会的典型特点是熟人社会和礼治少讼,顾及面子,重视人情。在城镇化、现代化推动的流动性加强的潮流之中,乡土社会表现出一些新气象,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网购、带货及传媒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乡村振兴实施后必然会促进理念、人才、资金、技术等的“上山下乡”,乡村的振兴也未来可期。这些都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期待,而寓于村民内心的秩序理念也会极大降低治理成本而提升治理效能。这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乡村善治的图景。七亘治理的前景依然可期,然而经济基础决定论时不时提醒我们,壮大乡村产业与孕育文明乡风是必须相携推进、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七亘正在发生的“人口虹吸”现象显然更多奠基于乡村产业的发展。需要明确的是,用制度规范权力是一种进步,而自我约束、自发而治才是最高境界,这可能也是蝶变的必由之路。

  而今,关于乡村治理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已初具雏形,基层的治理探索也方兴未艾,这些都预示着乡村治理的未来将进一步成熟定型。然而,实践的无穷无尽决定了理论探索永无止境,乡村治理的“化学反应”还只是在进行中,远远没有划上句号,期待着更多的创新实践和理论成果的涌现,以期为我国治理模式的呼之欲出贡献一些力量。(□李海民 作者为平定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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