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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成为“文献名邦”的七大因素
发布日期:2020-07-26 02:13
来源:阳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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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文献名邦”牌坊

  平定在历史上被称为“文献名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声誉,是因为“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冲繁第一州”,在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先后有一千多名秀才、六百多名举人、一百多名进士出自平定,特别是在清代,进士数量位居山西第一。

  清代名宦祁寯藻曾说:“平定为三晋名区,鸿儒硕学,后先相继。”平定的这种文化实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因素

  平定地处晋冀交界,是远近闻名的煤铁之乡,因此平定百姓是“贾而好儒”“先贾后儒”“亦儒亦贾”,曾经不乏晋商大户,但是在平定县城并没有形成连片的晋商大院,那么平定商户的财富投向了哪里?他们没有投向大院这样的有形资产,而是投向了“文化教育”这个无形资产。平定全县超百名进士、六百多名举人、超千名秀才,这些人从小入私塾、入官学、入书院,考了院试考乡试,考了乡试考会试,从家乡到州城,从州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这些费用就是一大笔开支。有的还不止一次去参加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金榜题名,所以平定县城大街上没有成片的大院,有的只是一个连一个的进士坊、举人坊、职官坊。

  据乾隆己丑版《平定州志》记载,当时有进士坊21个,举人坊73个,职官坊30个,平定县城从东门到西门不足二里地,在乾隆年间就有牌坊124个,平均十几米就有一个。这是平定人“文化教育”投资的回报。

  社会因素

  清代雍正皇帝认为山西“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是其“积习”。他在山西学政刘于义奏折的朱批中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平定地处山右,却历来重视读书。《山西通志》中记载平定“士勤于学,农务于耕”。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督学戴衢亨也说:“平定于晋为要区,士习文风,颇近淳正。”

  《平定州志》记载了多起普通百姓为书院捐款、捐地的事迹,碑文盛赞:“隐怀育才之遗愿,由是日增月盛,充积弥丰,夕阳朝乾,讲学有资,学术由此隆,风俗由此厚。”因此平定在清代的进士数量是山西第一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平定一百多名进士的士风,又反过来影响着平定的民风。平定的社会风气,士风与民风相表里、相促进,很大程度推动着明清时期平定人才辈出。

  文化因素

  文化教育是科举的基础,平定人多垂意于乡关,着意于奖掖后进,许多进士致仕以后或主讲于平定的书院,或自己开班授课,将科举的经验传授给家乡学子。明清时期,平定家有私塾、州有官学,培植人才,蔚然成风,因此造就了平定文风昌盛,科举日兴。

  平定的书院在北宋时期萌芽,金元时期发展,明清时期兴盛。宋末的冠山精舍,是山西有记载的最早的书院之一,培养出了吕氏家族五进士,开创了平定科举考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明清时期,平定先后建有名贤书院、高岭书院、槐音书院、崇古书院、石楼书院、榆关书院、嘉山书院、冠山书院等。座座书院书声琅琅,个个考生当仁不让,平定的科举成绩也就由弱而强起来。

  家族因素

  平定进士数量能够在山西名列前茅,家族的贡献不能小瞧。

  平定在历史上共有近30个进士家族,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这些进士家族的进士数量占到平定进士数量的近一半,为平定的科举文化做出显著贡献。发达了的家族要打破“富不过三代”这个魔咒,读书科举入仕是唯一途径。寒门家族的考生通过刻苦攻读,鱼跃龙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张佩芳家族、陈士枚家族等。这些家族的考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扩大了家族影响,提高了家族地位,其宦绩、其文名,至今还有影响。

  平定对于在科举中做出贡献的人,也不忘其功,乾隆己丑版《平定州志》记载:“葛氏,廪生甄大冶妻,青年守节,抚二子成立,昭,进士;旷,岁贡。建坊旌表。”

  职官因素

  明清时期,到平定任职的职官大多是饱学之士,到了平定,入乡随俗,可能出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可能出于平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影响,可能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对平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贡献,比如金代的赵秉文、明代的夏廷器、清代的陶易等等,都为平定的文化事业发展留下了有形的、无形的财富。平定职官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使得平定的官学、义学、书院得到充分的发展,为平定学子参加科举创造了条件,既为国家选拔了人才,又让平定成为山西的一个文化高地。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山西丁卯乡试,平定一次就中式十名举人、五名副贡,并且一人名列全省第一。平定知州吴安祖为了表示对参加丁卯科考举子的庆贺和激励、鞭策后人,在通京古道黑砂岭建造了一座石牌坊,额书“文献名邦”,两边楹联为“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冲繁第一州”,平定“文献名邦”的声誉得到广泛传播。

  师资因素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平定人为了科举的成功,更懂得这个道理。冠山书院延聘名士为书院山长,一些致仕或丁忧的平定籍进士,或出任山长,或出任讲师。且平定人不固步自封,亦会向外拜师求教,所以学有所成。

  明代平定举人李应奎,在陕西高陵任职,将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带到高陵,拜高陵籍状元吕楠为师,其两个儿子李念和李愈成为同科进士。

  明代进士张三谟,中举后即往河北高邑拜政治家、文学家,当时被罢黜在家的赵南星为师,面壁十年,学问大进,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中壬戌科进士。

  清代进士张敦颐,在父亲张佩芳的教导下,六岁开始刻苦读书,但屡试不第,其父辞世后,张敦颐只身入京都,投到父亲的学生程阑翘、曹顾崖门下,开始了访学生涯。张敦颐于嘉庆六年(1801年)以第十一名中式举人,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式第二甲第十六名进士。

  个人因素

  科举考试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能够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本人下的苦功更多。

  如张佩芳,《平定州志》记载他“少家贫,尝爇秫秸以照读”。而他中式进士后,也就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子孙们读书环境大为改观,因此愈加勤奋,儿、孙辈仕进、著书立说,张氏家族遂成为平定的名门望族。

  再如陈士枚,“字允谐,号勿斋。幼失怙,立志诵读,母孀子鳏相依为命,越三年母亦卒,携米独居萧寺,炊爨躬亲,每除夕一归,元旦即往诵不辍。道光壬午领乡荐,丙戌成进士”。后来陈士枚升任陕西巡抚,其子陈荩章也考取了进士。

  另外还有张九章,祖辈务农,家境贫寒,执意读书以求仕进。然而,父母早逝,他带着米面到平定州城求学。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举,然后参加三科会试,皆名落孙山。朝廷任他为知县,他坚辞不就。其间,为生计所迫曾设馆授徒。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才考中进士。

  从现有资料初步查证,平定进士中一半以上是寒门出身,他们正是通过艰苦努力、勤奋学习,才脱颖而出。这种苦读钻研的精神,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影响着家族、学生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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